深耕齐鲁人文沃土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深耕齐鲁人文沃土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访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

　　党的二十大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战略部署，作为文化大省的山东，如何发挥齐鲁文化资源优势，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贡献？近日，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白玉刚说，山东是文化大省，有着“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的比较优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扛牢使命责任，深耕人文沃土，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山东、美德山东、信用山东，以“走在前”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东时，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做好文化‘两创’工作，山东肩负重大责任。党的二十大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体现了新的更高要求。”白玉刚表示，我们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谋划文化“两创”，紧紧围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推进文化“两创”，紧紧围绕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落实文化“两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鲜明特征。”在谈到“两个结合”时，白玉刚认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既扎根中国实践的沃土，又贯通中华文明的根脉，更具中国特色，更加根深叶茂，更富生机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文化“两创”的范本和教材，我们要深学细悟，从中强自信、明方向、学方法，更加自觉主动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推动文化“两创”不断走新走深走实。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实践路径，从五个方面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在谈到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战略新部署时，白玉刚说了“五个聚焦”：聚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提出“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性质和战略定位；聚焦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聚焦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求“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聚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聚焦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白玉刚认为，这五个方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既有顶层设计、又有落实抓手，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桥”和“船”的方法。

　　结合山东实际，白玉刚说，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革命文化波澜壮阔，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彩纷呈，齐鲁文脉的赓续与中华文脉的形成发展始终紧密相连、同向前行。

　　“山东是人文沃土，历史文脉源远流长、学术思想根深叶茂、圣贤名哲人才辈出、古籍典藏丰富厚重、遗存遗址广泛众多、红色文化资源富集、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文化标识鲜明突出、道德积淀引领新风、海外人文覆盖广泛。”说起齐鲁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白玉刚如数家珍，“可以说，山东具备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基础、优势和条件。”

　　从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到引领新风的美德传承，白玉刚分析说，山东人骨子里刻着厚道、诚信、好客等传统美德基因，广为传颂的道德典故众多。革命年代，孕育诞生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不同时期，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比如王杰、孔繁森、朱彦夫、王伯祥、张瑞敏、许振超、王传喜等等，成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示范力量。

　　脚踏这方人文沃土，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谱写文化山东的新篇章？白玉刚表示，这是一个必须回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几年来，我们聚焦打造文化“两创”新标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阐释、交流互鉴、空间展示、涵育时代新人、赋能文化发展、全方位传播、人才引育等七个方面聚力突破，推动文化“两创”全面起势、取得积极成果。

　　白玉刚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的新部署新要求，山东要深耕人文沃土，加强系统性谋划、一盘棋布局和整体性推进，以重点工作突破带动文化“两创”提质增效。一是以挖掘呈现“山东文脉”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加强考古挖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利用、古籍整理编纂、文化记忆记录、文艺精品创作等，组织编纂《齐鲁文库》，更深入推进学术研究和转化应用。二是以建设中华文化体验廊道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深化细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快进慢游、活态展示为特色，打造沿黄河、沿大运河、沿齐长城、沿黄渤海四大文化体验廊道和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构建国家文化公园引领、文化交通线贯穿、文化体验廊道示范、文化片区支撑、全域文化“两创”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三是以融入日常生活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融通，倡树“自律助人、孝老爱亲、诚信利他、节俭绿色、共建共享”的美德健康新生活，实施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心理等全环境立德树人，加强以诚信文化为基础的美德山东和信用山东建设，提升“厚道齐鲁地、美德山东人”形象。四是以实施重点产业项目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一手抓“山东手造”，突出时尚化、生活化，加快培育产业集群，让传统手艺在手造中更好弘扬；一手抓“山东智造”，办好数字文化应用产品交易大会，培育壮大网络视听产业、沉浸式光影秀等行业“蓝海”，力争形成更完备的产业链条。五是以论坛研讨和人文综合展示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做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办泰山论坛、黄河文化论坛、大运河文化论坛、海洋文化论坛、红色文化论坛等，以论坛促研究、促交流、促展示、促中华文化“走出去”。六是以人才引育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建立“顶层立事、以事找人、人随事走、事成人就”人才工作机制，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白玉刚表示，文化“两创”是系统工程，山东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一年一年抓下去，一件事一件事做下去，争取每年有标志性成果，不断累积成势，更好为铸就新时代文化辉煌贡献山东力量。

　　（本报记者 赵秋丽 李志臣 冯帆）

历史中的兔子：早在三国时期就用兔毛制笔******

　　从“玉兔捣药”到“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兔子已经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在中国古代，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2023年新春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吕鹏，聊聊历史中的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

　　兔鼠分道扬镳于6200万年前

　　《诗经》已记载兔肉食用方式

　　虽然在大众看来，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但吕鹏告诉记者，其实兔子跟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骨骼形态上看，兔(属于兔形目)和鼠(属于啮齿目)都拥有终身生长的门齿，表明兔和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分类学创始人林奈在1735年将兔和鼠一起列入啮齿动物。”

　　而它们分道扬镳，是在6200万年前。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传夔先生研究安徽潜山早古新世(距今约6200万年前)地层出土的动物遗存，发现有“安徽模鼠兔”和“东方晓鼠”。其中安徽模鼠兔为兔形类动物的祖先类型，而东方晓鼠接近于啮齿动物的祖先类型，二者在骨骼形态上具有相互交混的特征，这就表明一方面鼠兔同源，另一方面二者至少在6200万年前已经分道扬镳，兔形类和啮齿类动物走上了各自独立演化的道路。

　　吕鹏告诉记者，家兔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晚。在我国古代，野兔的利用价值主要是在肉食、狩猎宠物、祭祀、药用、皮毛开发等方面。“兔头在四川人的美食版图上不可或缺，成都人称为兔脑壳，”吕鹏说，“其实在中国古代，野兔的主要用途就是肉食来源。”据《诗经·小雅·瓠叶》中记载：“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描绘了西周时期普通人家将捕获的野兔通过炮、燔、炙等加工方式制作成美食待客的情形。所谓“炮”就是将带毛的动物裹上泥放在火上烧；“燔”指的是用火烤熟食物，而“炙”则是熏烤的意思。据《礼记》记载，正式的宴请当备“六牲”作为荤菜，即豕、牛、羊、鸡、鱼、雁，兔子并未列入其中。虽然只备了兔肉，但主人换了三种不同的烹饪方式，可见其用心。

　　但在中国古代也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孕妇不能食兔肉。东汉《论衡·命义篇》中有过记载：“妊妇食兔，子生缺唇”。“当然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说法。”吕鹏解释道。除此之外，兔毛皮保暖性能好、不易缠结，可用以制裘，兔皮可以熬胶，兔毛还可以用来做兔毫毛笔。明代《齐民要术》中转录三国时期韦诞的《笔方》中有写“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可见用兔毛制笔的历史可以早到三国时期。

　　古人曾以活兔陪葬

　　新石器时代就有兔形玉器

　　在文物里，也有不少以兔为题材或者是兔子形象的文物。仅是故宫博物院，就有商代的玉兔、汉代的兔猴铜带钩、唐代的瓷兔、宋代的三彩剔划花兔纹枕、元代的白玉兔形佩、明代的双兔图页等藏品。

　　“按照文物材质来看，在玉石材质文物、陶质文物、青铜器和画像石中常见兔的形象。”吕鹏告诉记者。以距今53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例，在此墓地M10中出土有玉兔饰1件，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兔形玉器。

　　山西曲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青铜兔尊，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以兔作为尊的青铜器。兔头微伸，呈跃跃欲试状，背上驮一尊口，兔身两侧饰圆形的火纹和雷纹。

　　而在山东嘉祥宋山4号祠堂东壁的东汉画像石中的兔子，则可以代表世俗和神话中两种不同的“兔”形象。吕鹏说：“在画像的上侧，东王公居中，马头、鸡头、狗头带翼神人跪于左右两侧；在画像左侧有面对面站立的两兔，分别用一只前肢扶臼，一只前肢握杵，似在捣药；在画像的下侧，厨房的房梁上悬挂着鱼、鸡、猪头、猪和兔等，这些都是准备烹饪的肉食。”

　　“山东济南洛庄汉墓的陪葬坑，是目前出土动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存。”吕鹏说，洛庄汉墓是西汉诸侯王级别的墓，编号为34号的大型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遗存共有110余具，动物种属包括绵羊、猪、狗、兔等4种。其中，兔有45只。

　　吕鹏告诉记者，在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该坑放置了两个兔笼。西侧木笼保存较好，长度1.8米，宽度0.47米，笼中发现多只完整兔骨，“根据笼中兔骨凌乱、笼外可能为外逃之兔的考古现象推测，当时陪葬的是活兔。”(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3年1月29日 A12版)